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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120周年作文素材：光绪帝载湉生平作文 甲午战争的作文文案：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zǎi tián)(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入关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
人物生平
爱新觉罗·载湉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1] 。其父为宣宗(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载湉四岁时同治帝去世，没有留下子女。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死后，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名义上继承咸丰帝而非同治帝的皇位，以维持咸丰帝的皇统和父死子继的法则。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翁同龢日记》等书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酉时(17到19时)，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东暖阁。戌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等王公大臣29人，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年仅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
初六日，就是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光绪皇帝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他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日，光绪奉慈安皇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皇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皇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皇太后为“西太后”。光绪住在养心殿。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 。
少帝时期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光绪皇帝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皇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皇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嘉顺皇后(同治皇后)行礼。这时光绪皇帝才5岁，实际年龄只有3周岁半 。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夏同善主要教光绪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光绪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光绪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奕“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性格。光绪在毓庆宫长达10余年的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师傅薰陶，是其性格形成的教育因素；三是社会因素。光绪面临战败赔款，民族灾难，则是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
光绪帝读书阶段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的阶段。这个阶段发生的大事是：1877年，左宗棠击败阿古柏，阿古柏自杀。攻占乌鲁木齐，平定天山南北路。曾纪泽取代崇厚对俄谈判，取得胜利，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
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从此慈禧太后一宫独裁。
1883年12月—1885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李鸿章的妥协投降，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光绪帝在军机大臣翁同龢、光绪帝吏部左侍郎夏同善的指导下读书。荀子关于君与庶人是舟与水的关系的
以及翁同龢主战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决心做个爱国爱民的君主，反抗外来侵略。
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光绪帝，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硬塞给光绪帝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
主战失败
亲政以后，光绪帝仍未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遇到大事要向慈禧太后请示，没有多少决定权。他以迫切心情了解世界情况。十六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归国。他急切召见，询问 国外情况。后来他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帝还读了冯桂芬《教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李鸿章没有听取光绪帝的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当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他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强，表明他振兴国家的决心。甲午战争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
百日新政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继台湾爱国同胞的英勇抗战，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在加紧酝酿。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4] 。
1895年5月于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清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到九月(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皇帝亲自登上天安门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维新变法。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变法，但她害怕变法会侵害她的权力，于是想方设法控制变法。她发出懿旨，迫使光绪帝将变法中坚人物翁同龢革去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同时任命后党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又规定新任职的两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向她谢恩。
后来光绪帝革去了守旧、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揆等6名礼部堂官，任命了7名新堂官，其中4名是支持维新的，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于是慈禧太后决意破坏变法，发动政变。
她叫荣禄调兵遣将，聂士成部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驻北京长辛店。翰林院编修李盛铎奏请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以乘机胁迫光绪帝让位。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密诏杨锐，告以危局，命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速议对策。鉴于光绪帝处境危险，谭嗣同于八月三日夜访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要求他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袁世凯慨然应允，但当晚就密报荣禄。不知情的光绪帝于八月五日还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建议他召张之洞相助。八月四日，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未应允。
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张荫桓戍边，徐致靖永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处斩。维新举措，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废除，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由于得不到列强支持，企图失败。光绪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实行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目的正确，时间不长，虽败犹荣。
但是，有关戊戌政变的相关事件、动因和过程的真实性，有的研究学者持怀疑态度，杨天石就认为：“废帝事见康梁所著。围园事或谓系袁世凯捏造，或谓系康梁等所为，非光绪帝所与闻者。康梁虽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所著书或凭空捏造，或讳莫如深。”他们写的是不是信史还有商量研究的必要。
瀛台幽禁
光绪帝在位的第三阶段基本是在囚禁中度过的。囚禁瀛台的光绪帝面色苍白，神经极度衰弱。抑郁，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有病，尿中有蛋白质。肺部不好，似有痨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光绪帝曾参加决定是否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御前会议。他主和，这是基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慈禧太后感情用事，草率决定宣战，光绪忍不住发话问许景澄：“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的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许景澄先后出使法、德、意、荷、奥、俄等国，通晓几国语言，在中外外交领域享有崇高的威望。许景澄激动的说：“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保护使馆、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听立马怒了，宣布处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议和再无希望，八月十一日，联军已攻破北仓，杨村，击溃清军提督马玉鲲部，直隶总督裕禄受伤死于回京途中，朝廷特派从四川总督任上率师入京勤王的李秉衡赴前线督战，与联军在通州黄村交火，清军在半个时辰内即被击溃，李秉衡兵败自杀。临死前李秉衡写下遗言，差人送回京。光绪读后不禁掩面大哭。信写于乱军阵中，只有潦草数行，意谓联军装备精良、士气正旺，劝朝廷速电召李鸿章来京办理议和。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慈禧太后于八月十五日挟光绪帝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光绪帝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
光绪帝囚禁瀛台到他死前发生的大事有：义和团与清军勇斗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实行新政，日俄战争爆发，革命党发动起义(萍浏醴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钦廉防起义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光绪皇帝在最后十年(1898—1908)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法律，留心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
抑郁而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
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 酉正二刻三分，光绪帝身故，终年38岁，葬河北永宁山崇陵，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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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败局的追思
120年前一个初夏的早晨，往日平静的黄海海面上突然浓烟滚滚，一支庞大的龙旗飘扬的舰队正乘风破浪疾驶而来。在世界最先进的铁甲舰“定远号”的舰桥上，端坐着大清国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大清国海军事务会办大臣，他正在检阅着这支由21艘现代化军舰组成的，号称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这位老人虽然已有71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正处在自己人生事业的巅峰时刻。从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算起，到今年，1894年，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30多年。洋务运动，简单来说，就是对外开放——开辟通商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本，对内改革——给军队装备现代化武器，建设军事和民用工业，等等。经过这30多年的洋务运动，大清国已经由当初内外交困、国将不国的窘迫局面一跃成为一个连西方列强都不敢小视的亚洲新兴力量。拿文人们的话来说，这叫“同光中兴”，不过这个词略显枯燥一些，还是那个刚刚写了封信给李中堂的叫孙文的小伙子说得生动，“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这一切怎能不让李中堂志得意满，沉浸在即将实现祖宗基业伟大复兴的美梦之中呢？
然而，美梦实在醒得太快。仅仅两个月之后，朝鲜丰岛海域的一声炮响，就无情地摧毁了中堂大人一生的事业！在海上，北洋舰队一败丰岛，再败大东沟，最后全军覆没于威海。在陆上，淮军则先丢朝鲜，再丢辽东，又丢胶东，就差没丢京师了。最后李鸿章不得不以72岁高龄赴日本乞和，挨了一枪不说，最后还是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
甜美的梦为什么这么容易醒？其实直接原因并不神秘。经过120年的反思之后，每个中学生都会告诉你，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改革不彻底，停留于表面，只做了些器物层面的改变，而对国家制度层面的深层次问题却一味回避。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使得国家在整体上远远走在了大清的前面。
然而，很少有人会继续问下去——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不彻底呢？从李中堂本人的说法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自己曾经总结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乍一看，这跟前面中学生的回答差不多，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说这个话的，可不是个普通的中学生，而是堂堂大清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啊。如果像李鸿章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可以以“裱糊匠”自居，不用为国家的前途负责，那还有几个人会为国家负责？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前途与希望？
但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李鸿章会有这样的“裱糊匠”心态也不难理解。当他开始办洋务的时候，李中堂就已经是大清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官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肃毅伯了。对像李鸿章这样已经位极人臣的大员来说，改革不是他起家的事业（他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也不会给他带来多少新的利益（到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顶峰时期，李鸿章的官爵也没有比洋务运动前大多少）。当李鸿章走上洋务运动之路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功业，而只是需要维护自己已有的功业和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改革措施，例如办个学堂、买艘军舰、建个兵工厂之类，因为李鸿章明白，大清这间房子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如果连这些“东补西贴”的裱糊匠工作都不做的话，不需要什么大风雨，房子自己就塌了，那时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这个中堂大人还怎么做下去？然而，一旦“纸片糊裱”成了“一间净室”，看起来能过得去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改革动力就会急剧减退，正好此时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得过且过的做法自然会成为洋务派的首选——能应付过去就行了，深化改革有什么必要？只会得罪更多的人，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改到了自己的头上。不如就此打住，再顺便塞点自己的私货为好。
事实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因，很多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这种既得利益者的心态上。
例如，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派系林立，军权不统一，国家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动员，南洋水师不救北洋舰队，淮军湘军如同陌路。而日本则早在1878年就建立了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甲午战前，日本对舰队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整个过程如臂使指，没有任何障碍。以至于梁启超评论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李鸿章自己也抱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确，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军政、军令的统一是最起码的要求。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都不应该忽视的事情，然而却偏偏被大清的改革者们遗忘了。可是，这又该怨谁呢？要知道，当年朝廷曾经有过建立统一的外海舰队的设想。可由于这支舰队没有打算放在李鸿章的北洋，而是放在了南洋，就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要求三洋分别各建海军。李鸿章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还不止如此，1879年，北洋筹到了百余万两银子，准备买铁甲舰。可是一听说这艘铁甲舰可能被划拨给南洋水师，李鸿章宁可放弃先进的铁甲舰，改买过时的快碰船，也不愿让南洋占到光。对于北洋海军这支急需专业化人才来掌控的现代化舰队，李鸿章却偏偏派了个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海军一窍不通的外行丁汝昌来做提督，为什么？还不是自己家的东西要派自己人来看着么（丁汝昌是李鸿章淮军旧部）。既然视军队如私产，那自然就不愿意拿给别人用了，因此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恰恰是李鸿章借口“北洋仅有快碰船二艘略可行海，实太单薄……勿论无大帮兵轮可派，即有船而无将帅，岂能用命济事”而不愿派军舰支援福建水师。有这样的前科，李鸿章还好意思抱怨南洋水师不来支援他？正是由于一个个心里怀着这样的小九九，李鸿章们开展改革多年，也没有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事实上，对李鸿章个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甲午战争期间，朝廷曾经一度想撤换指挥不力的李鸿章，但深感淮军难驭，只得决定暂时不动他。李鸿章多年的苦心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可是国家因此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北洋海军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失败原因是经费不足。自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之后，由于经费不足，未添购一舰，只调拨了一艘国产的“平远号”巡洋舰。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的军费甚至窘迫到了连为现有的军舰增添21门快炮的61万两银子都掏不起的地步，只能先购买一半。而与此同时的日本却“节省经费，岁添巨舰”，终于后来居上，实力超过了北洋海军。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李鸿章为了北洋海军的经费费了不少精力也不假，然而，李鸿章真的是把最大的精力都放在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上了吗？其实，就在李鸿章“找不到”钱来加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却颇能为老佛爷的园林修建工程找来钱。修三海工程，海军挪借了437万两，修颐和园，直接挪用了海军750万两，除此之外，甚至李鸿章还牵头联合各地督抚，私下又为老佛爷报效了260万两。显而易见，虽然李鸿章是想把北洋海军建好的，但同时他更想讨好领导以保全自己的顶子。当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前者，例如20年前，1874年，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刚平息不久，西北的战事仍在如火如荼之时，恭亲王等十重臣公开反对慈禧为了40大寿修圆明园，要求用这些经费来加强国防，李鸿章还嫌他们不够硬。而到了1894年，房子仿佛已经裱糊成“一间净室”的时候，他心里的天平就倾向于后者了，成了老佛爷60大寿献礼项目颐和园工程的大赞助商。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心态。这其实也很好理解。1865年，当42岁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建立江南制造局时，明治维新的三杰——30多岁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都只不过是偏居日本西南一隅的地方政权中的小小藩士，而在甲午战争中成为李鸿章对手的伊藤博文则资历更嫩，还只是个25岁的小毛头，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比功业、比资历、比势力，这些人都远远比不上李鸿章。虽然这些人在倒幕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明治政府的新贵，但明治政府与幕府之间不到一年（除了在北海道的少许残余战斗外）的戊辰战争规模十分有限，谈不上什么大功业，也没法给这些年轻藩士们带来多少势力和利益。如果不能找到新的事业来证明自己，这帮暴发户们的地位仍然是岌岌可危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功业，所以他们必须要以改革为功业；正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势力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在改革时才能够毫无牵挂，勇往直前。对李鸿章们来说，改革只是自己功成名就后的锦上添花之笔，有固然好，没有问题也不大，而一旦有可能影响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更是要赶紧刹车，悬崖勒马。而对伊藤博文们来说，改革则是自己的生命线，改革成则自己成，改革败则自己败。这两种不同心态的人搞改革会有什么差异，最后导致何种不同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革就要与所有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为敌。除非不要改革要革命，否则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就是一个例子，康有为上来就先砸公务员们饭碗的行为和“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的狠话，把维新派几乎搞成了朝廷公敌。然而，改革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既得利益者中立，甚至作为盟友，但不可能指望他们成为改革的依靠和中坚力量，毕竟，希望人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不现实的。改革需要依靠的是那些不受既得利益干扰，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改革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兴衰捆绑在一起的新生力量。
拨开120年的重重历史迷雾，跳出定远和镇远究竟有几颗爆破弹的技术争拗，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来搞改革，可能才是甲午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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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字心畲，著名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其史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刺刀下的傀儡。
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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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步蟾，清末海军将领。字子香。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任职建威舰。1877年(光绪三年)与同学林永升、萨镇冰等赴英国格林威治抱士穆德学堂并铁甲大兵船学习，甚有所得。1880年结业回国，受李鸿章赏识，加副将衔。1885年赴德国督带购买的定远诸舰回国，加总兵衔。次年任定远舰管带。1888年擢北洋海军舰队右翼总兵，加头品顶戴。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按海军提督丁汝昌部署，率旗舰定远号迎战日舰。定远中弹、丁提督重伤后，代理指挥督战，屡创比睿号等敌舰，晋升记名提督，驻威海卫。次年2月，日军进犯威海卫，偷袭定远舰，定远中弹受伤，急令南驶刘公岛海岸搁浅权作炮台用。2月10日，定远舰炮弹告罄，乃下令炸毁船体后服毒自尽，以明与定远舰共存亡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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